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在中国广为人知，在中国对《脱亚论》的主流看法是持批判态度的，认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主张模仿欧美列强侵略亚洲邻国。”但是一般人多半是看到《脱亚论》的只言片语，看过《脱亚论》全文的人似乎并不多。因此在这里我特意把《脱亚论》的全文翻译出来，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在翻译《脱亚论》的过程中，不得不查阅不少资料，因此这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读完《脱亚论》全文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福泽谕吉。首先，所谓福泽谕吉“对亚洲邻国持轻蔑态度”，这个看法本身就很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首先看一看福泽谕吉写《脱亚论》的背景。
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福泽谕吉为什么想起来写这篇文章呢？原来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册封与朝贡关系，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不平等关系。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和亲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类似。日本被迫“开国”后，有识之士提出学习西洋的强国之术，自强保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朝鲜同样被西洋列强侵略，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因此中日韩三国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兴亚论”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亡国，日本也会遭殃。所以他们提出唤醒亚洲(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结成同盟国，日中韩相互提携，共同抵抗西洋列强，这是日本的最善国策。
中国也同样产生过类似的亚洲联合起来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启超的“ 亚粹主义”，章太炎的“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等。这个“兴亚论”后来又变成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共同抗击西洋列强的理论，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不过1880年代的“兴亚论”，还是主张日本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和朝鲜结盟抗击西洋，因为那时日本的国力还很弱，比起当时的大清国还有相当的差距。
对于这种“兴亚论”，福泽谕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论，即“脱亚论”。针对“兴亚论”唤醒亚洲、共同对抗西洋侵略的设想，福泽反论说：中国和朝鲜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不愿革新，所以日本不应该对中国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当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和朝鲜国内出现有识之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新，将另当别论）。福泽指出：陈腐守旧的中国和朝鲜，不但对日本毫无帮助，反而因为他们落后腐败的“坏名声”，会让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因此他主张日本不要再犹豫，应该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不文明国家（“坏朋友”）继续交往，而与欧洲的文明国家交往。
福泽指出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没有前途希望的关键是：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中国和朝鲜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维新后的日本对西洋文明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福泽认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样的传染性，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福泽谕吉对中国和朝鲜的预见。要不是后来西洋列强改变了殖民主义思想，中国被列强瓜分几乎是肯定的。
读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我不由产生一种想法：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才开始主动加入和参与西方文明圈，按照现在中国时髦的话叫做“与世界接轨”。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搞了20多年，中国经济就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发展。现在中国人才自己体会到当年日本那样高速发展的秘诀，不过就是“对外开放”四个字。
其实日本人并没有隐瞒自己富国强兵的秘诀，早在120年前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指出中国落后的结症就是拒绝西方文明，拒绝对外开放。可惜中国人直到100年后，才明白与西洋文明同呼吸共命运、共同品嚐文明之苦乐的重要性。假如中国在 100多年前就开始搞对外开放，及早与世界接轨，那么近代中国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是充满屈辱和创伤的悲惨历史。所以我说：中国在近代遭受的各种苦难凌辱，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选择”的。
如果评论一下日本当时的“兴亚论”和“脱亚论”哪个更正确，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还是“脱亚论”更正确一些，事实上日本政府也是选用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方针。设想假如当年日本政府选用“兴亚论”，等待中国、朝鲜的觉醒和自强，和中国、朝鲜站在一个战壕里，日本会有今天的发展吗？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确是极具远见的。
难怪现在福泽谕吉的头像印在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上，而他的反对派却鲜为人知。对于日本人来说，日本有今天的发展，他是最值得感谢的人之一。
（之二）
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字就是“反抗”。“抗英”、“抗日”、“抗美”；“反帝”、“反修”、现在还有“反日”，总而言之，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与外国抗争的历史，中国人近代以来一直怀着一种“仇外”心态。
说到“仇外”，当然有道理，中国被洋人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中国“仇外”的理由。但同样是遭受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日本，为什么却没有同样地“仇外”，相反，日本却还要和侵略压迫自己的西欧列强“交朋友”。在这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很好地说明了日本对于西洋人的看法。
正如福泽谕吉所说：“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他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西洋文明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试图阻挡或者躲避这股潮流是愚蠢的，而自己也积极搭乘这股潮流才是明智之策。
中国对于西洋文明的潮流，一直采取对抗的姿态，从“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试图把外国人赶走，或者把外国人拒之门外，总之就是“排外”两个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尽管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学西方的目的，是“师夷技长以制夷”，用西方文明的枪炮来把西方人抗拒在国门之外，中国自己并不想加入西方文明圈。这和日本学习西方是为了“入欧”，加入西方文明圈的想法，从根本上就不同。
中国欢迎外国人来中国，欢迎外国人来投资办厂，那是最近20年的事，中国一直到现在才改变了“排外”的心态。以前中国总对外国人不信任，总觉得外国人来中国一定是“不怀好意”、“ 不安好心”，所以千方百计要把外国人赶走，以为赶走了外国人，中国人就“站起来”了，中国人就无比幸福了。1949年以后中共赶走了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西方人，到1960年以后又把苏联人也赶走了。在文革时期，中国几乎是一个洋鬼子都没有了，现实了老佛爷、义和团等多年的奋斗目标，彻底赶走了所有的外国人。
可是中国却惊讶地发现，赶走外国人，把自己隔绝于西洋文明之外，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幸福，反而给中国带来了灾难。所以在文革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不再排外了，这次中国不但不赶外国人，反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请外国人到中国来了，真可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福泽谕吉早在 100多年前就批评中国：“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中国人直到100年后的今天，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体会到“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的痛苦之后，才明白“抗拒西洋文明是愚蠢的 ”这个道理。
上次我说了，如果中国早在100年前，认真读一读福泽谕吉的文章，早在100年前对外开放，早在100年前主动请外国人来中国，中国会是今天这样的命运吗？现在常听到中国人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可是100年前提出“对外开放”的人，一定要被批为汉奸了。现在中国的奋斗目标是：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中国提早100年搞改革开放，现在中国肯定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上吧。
当然中国人的“仇外”心里还没有完全脱却，现在有人说“外国好”，大致还是要被骂为“汉奸”的。
（之三）
现在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当时的满清政府顽固守旧，不肯向西方学习，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结症。如果认真谈起来，这个观点只说对了一半。当年满清政府向西方学习还是抱着相当积极的态度，洋务运动就是明显的例子。
当初中国人认为中国败给西方列强，只是因为兵器不够精良，中国的国家体制并没有问题，这就是“军事救国论”，也称洋务运动。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总理衙门函，同治三年）。
洋务运动是在“军事救国论”的基础上，试图学习西洋的军事技术实现自强的尝试。中国搞洋务运动开始比日本早，规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购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两家英美的机器厂，成立江南机器厂。清廷指定用上海关税的二成（约白银60多万两）作为其常年经费。这个厂以生产枪炮、子弹为主，兼修船舰，并附有翻译馆。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建福州船政局和马尾船厂，由福建海关税收的四成结款内拨付。1869年1月10日，马尾船厂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北洋、南洋、广东、福建水师的88艘军舰中，有30艘出自马尾船厂。马尾船厂造的排水量1560吨“扬武”号战舰，还参加了后来的甲午海战。
考虑到日本1868年才开始搞明治维新，中国洋务派学习西洋军事技术的自强运动是先于日本的。当时中国办现代化海军也是竭尽全力，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有军舰数量24艘，其中3000吨级战舰3艘，2000吨级战舰3艘，总吨位3万多吨。相比之下，当时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数量18艘，7000吨级2艘，2000吨级5艘，总吨位3万多吨。从军舰的质量水平来看，中国超过日本一筹。特别是2艘7000吨级定远舰、镇远舰居当时亚洲第一。
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军事强国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人们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就是因为采用了西洋式的国家体制，于是“体制救国论”，即改革国家体制来实现富国强兵的论调高涨，终于发生了戊戌变法。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清廷 1901年以后实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变法的思路，对国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但是中国还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实现富国强兵，为什么呢？
应该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间，中国和日本都在积极向西方学习，都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两国学习西方的动机却完全不同。
日本学习西方是放弃以前日本的旧文明，全面引进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全盘西化。中国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为了保存中国的中华文明，中国富国强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垒。中国一方面要引进和学习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坚持中国以前的旧的中华文明，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3年）所说：“西人立国，育才于学堂，论证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以足恃欤？”
读福泽谕吉《脱亚论》，让我感到震动的就是当时日本对西洋文明的接纳，而不是抵制。福泽谕吉《脱亚论》的中心思想也是让大家接纳西洋的先进文明。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对西洋文明还是抱着抵制的态度。中国今天的自强思路，也还是没有摆脱“中体西用”的思路，坚持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学习西洋文明。
日本学习西洋文明，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国学习西洋文明，却是一种权宜之策，或者是一个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坚持中华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从西洋文化中割裂开来，只学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谓“中体西用”，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洋的政治体制，必然很难搞好。
中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现代化”，我以为其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一直用中华思想来运作西方文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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